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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历史上，汉武帝是被称为“伟大君主”、“千古一帝”的。他最厉害的功勋也就是历史书上说那些：政治上，设立中外朝制、刺史制、察举制，颁布推恩令；在经济上，推行平准、均输、算缗、告缗等措施，铸五铢钱，由官府垄断盐、铁、酒的经营，并抑制富商大贾的势力；文化上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；对外，采取扩张政策，放弃之前对匈奴的和亲政策，采取征战的措施，迫使匈奴西迁，从此“
匈奴远遁，漠南无王庭”。这一切，从根本上来看就是为了加强集权统治的。

 
有一点不太明白的是，历史学家评价伟大君主，究竟采取什么标准来评判。这标准里边，不知道经济民生能占几成？平准均输算作是对市场有效调控，那么把盐、铁、酒收归国营呢？由大汉朝廷控制了国内算缗、告缗，这些举措是为了加强汉朝中央财政收入，抑制富商大贾，颁布推恩令，包括独尊儒术，都是为推行中央集权，加强皇权统治的需要。这一切准备好了，刘彻可以开始他汉武大帝之梦。对外扩张征伐，攻城掠地，让帝国的版图向西延伸了上千里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汉武帝是杰出的君主，更是有名的君主。然而成就他令名的代价是，文景两朝积累下充盈的国库被挥霍一空。从另一个层面，也是为了满足汉武帝个人好大喜功的性格。历史书往往抛开对政治家个人因素的分析，总是喜欢把他们数年的执政结成果，用冰冷的利弊得失去分析。盐铁专营，让国家大发其财，却使民间经济凋敝，人口锐减。而武帝晚年多次下罪己诏，反思自己不惜民力的过失，然而已经晚已，汉武帝时期的无度挥霍，不止是花空了国库，连后代子孙都要为其还债。这一切足矣说明，汉武帝时期的民生应该是多艰的，农民的日子，商人的日子，都是不好过的。只是，老百姓的声音早已被淹没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了。

 
汉武帝刘彻死后六年，大汉朝廷上发生了最著名的“桑弘羊之问”。争论的双方是由权臣霍光组织的贤良文学（儒生）和财政大臣大农丞桑弘羊。儒生们发动攻势，提出以下三问：1.国有专营制度造成绝对垄断，价格昂贵，强买强卖；2.强行收购粮食物资建立储备，这是与民争利，导致经济萧条、人民困苦；3.
国营制度豢养了权贵经济，形成了以国营为名、攫取私利的特权集团。而桑弘羊则以反问作答：1、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，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？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？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？双方的责任以桑弘羊的失败而告终。霍光利用这次会议，打击了对手，经济上也使得官营政策有所收敛，罢黜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。

 
虽然争论失败，可这三个反问成了皇帝们的最爱，不仅让他们打压民间经济变得顺理成章，还让皇帝搜刮百姓变得心安理得，因为这些都可以冠以为了国家安宁的需要。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：“这个帝国的运转，从来不是依靠法律权威和数字管理，而是从上至下的道德感召力。中国历代的皇帝，从来没有藏富于民，而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竭力削弱民间、做大中央政权。民间经济的凋敝，让中国始终无法摆脱农业国的身份。反过来，这种人身控制，也让中央集权越发稳固。”后来，桑弘羊虽被灭族，但是，”桑弘羊们“却一直存在于历朝历代！